北京燕牌缝纫机
缝纫机很早就从英国、美国传入上海，生产蓬勃发展，占领全国市场。北京一直以来只有少数私人作坊。 20世纪50年代，由于北京人口稠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市场成衣程度不高。家家户户都买布，自己缝补衣服，缝纫机的需求激增。
1956年，北京的几个小作坊合并，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他们打出了北京缝纫机厂的牌子，并在丰台区宋家庄建厂。同年，第一台燕牌缝纫机问世。当时，工人只有几十人，其中骨干技术人员全部来自上海。最初，燕牌缝纫机的所有零部件都是从上海进口的。后来由于维修业务不断扩大，供不应求，成立了专门的缝纫机配件厂。零件厂主要生产上下轴、挑线凹轮等，这些零件几何形状复杂，工艺难度大，精度高。它们是精密产品，代表了当时北京轻工业的发展水平。
1975年，北京缝纫机厂在五里田新建厂区，占地200余亩，共有职工7800余人，年产数千台，无积压现象。
北京燕牌缝纫机厂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达到鼎盛时期。是当时北京人强调的“三转，一响咔嚓”中的“三转”之一。其生产规模仅次于上海、广州等地。缝纫机生产基地。那是燕品牌最鼎盛的时期。女孩出嫁时，家人送她一台燕牌缝纫机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由于供需比例的原因，燕牌缝纫机“一票难求”。拿到购物券后，就得到单位排队。北京市民李国庆为他的燕牌缝纫机排队等候了一年多。最后他买了它，因为他的婚礼急需它，所以他的老板特别照顾它，并让其他同事转让给他。在这种供需缺口的刺激下，燕派在北京人心中的地位已经确立。
那时，劳动人民的工资并不高，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小单位、车间班组组织互助会，员工每月存2、3元钱。当他们需要购买大件物品时，可以通过互助会用钱购买。我家1972年购买的燕牌缝纫机是我母亲单位互助会的钱做的。我从东大桥百货买的，骑自行车带回家。
1979年结婚时，我在前门商店又买了一台燕牌缝纫机运回山西。妈妈家里的燕牌缝纫机已经过时了。我的燕牌缝纫机已经搬了好几次了，但我的妻子始终不舍得抛弃它。它现在放在客厅里，用作我的电脑桌。
1983年，门票制度废除，燕品牌开始走下坡路。 1992年，因技术落后逐渐停产，北京缝纫机市场完全被国外缝纫机产品取代。目前，全国缝纫机的生产和销售非常迅速，各种全自动、便携式缝纫机也层出不穷。这么好的情况下，燕派却悄然离去。这可以追溯到一开始未能掌握核心技术，也可以追溯到缺乏大胆的技术创新。
燕派：取北京旧名“燕京”中的“燕”字，强调其地方属性。商标以展翅欲飞的燕子造型为主体，周围配以北京缝纫机厂的文字说明，展现了燕牌缝纫机的灵巧与活力。机身上还有两只燕子的金色俏皮图案，笔触细腻柔和，平和可爱，以贴近中国人的传统喜好。如今，经常上油、盖布、像娇嫩的孩子一样呵护的燕牌缝纫机，已经成为大多数北京居民家中占据空间的负担。它们要么充当其他家具，要么挤在阳台的角落里，要么干脆被卖掉了。商场里已经找不到双燕了，燕品牌也消失了。
在计划经济的“优惠券”时代，买东西几乎都需要门票。除了专用票外，民用工业用品还需要“工业券”。
一张缝纫票的故事
36年前，我父亲的雇主被上级给了10张缝纫票。这不是现在的交通方式和机票！所谓缝纫票，就是购买缝纫机时除了钱之外必不可少的凭证。我父亲的单位有近千人，有15个部门。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家家户户都渴望拥有一台缝纫机。为了公平，领导先抽了15个抽签，让各个部门的领导抽签。结果，爸爸为他的部门抓到了一张缝纫票。这张缝纫票是给谁的？ 80多人再次抽签。每当“和尚太多，饭太少”的时候，父亲总是放弃机会。但这次我不同意。我想让妈妈用缝纫机为我缝制漂亮的衣服。
爸爸对同事们说：“你们去拿最后一批，最后一批是我的了。”因为他是抽签的，他怕被怀疑作弊。幸运的是，最后一批说“有”，大家把缝纫票“留给”了爸爸。
一张缝纫飞机票要一百多块钱，父亲的工作单位提供了汽车，我们家也得到了一台全新的缝纫机。那时，我家住在平房里，邻居们小心翼翼地帮忙把缝纫机搬进院子里。搬缝纫机的邻居就像现在搬钢琴一样小心。
当天，心灵手巧的妈妈用一块白色和浅粉色的花布给我做了一件合身的衬衫。在朋友们羡慕的目光中，我高兴得合不拢嘴。从那天起，古道热昌的母亲就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了。工作之后，妈妈还要做家务，包括给邻居做衣服、缝窗帘，甚至还有一双袖子、一双鞋垫、给孩子们背上学的书包……
后来，邻居实在抱歉，又让妈妈做衣服。他又拿了一块花布，指着我说：“我们按照我女儿的身材做一件背心吧！我侄女的身材和她差不多。”用它当衣服。完成后，我妈妈意识到这是给我的，附近没有人可以穿这件衣服。从此以后，妈妈再也不会按照我的身材给邻居做衣服了。我的邻居无法以这种方式感谢我的母亲，但每天早上，我的前门总是被某个邻居打扫干净。
后来，邻居张阿姨和杨阿姨向我妈妈学习了做衣服。他们开始用我的缝纫机帮助其他邻居做衣服，分担我母亲的劳动。我家有一把门钥匙，常年存放在邻居陈奶奶家。当我家没人的时候，任何需要缝纫机的邻居都可以去陈奶奶家拿钥匙，打开我家的门。这确实是：家外之家。我的邻居在使用缝纫机后会帮我打扫房子。当我回到家，对家里的干净整洁感到困惑时，陈奶奶会微笑着对我说：“是仙女们到你家来帮助你妈妈干活的。”
36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妈妈。父亲已不在人世，母亲卧床不起，原来的平房也不见了……但这台体现强烈睦邻意识的缝纫机，几经搬迁后并没有被丢弃。现在它在我家里。每当我看到这台缝纫机，我的童年时光就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童年的生活是挺苦的，但这苦如茶。苦中有香。这香味来自于父爱深沉，邻里之间浓浓的爱……
现在，我只用这台缝纫机，而且很少用。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像妈妈一样，用这台缝纫机连接邻居……
（以上文章摘自《京华时报》2009年9月，作者：李金峰）
北京百货商场抢购潮
北京百货大楼于1955年9月开业，是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家大型国有百货商店，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
1978年，王涛是北京一家百货公司五店陶瓷专柜的销售技术员，现在是全国劳动模范，高中刚毕业。 1987年，20多岁的王涛调到北京一家百货公司。他先是当门卫，后来成为陶瓷柜台的售货员。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的月工资是50多元，还有奖金，所以我感到很满足。我父亲工作了几十年，他的工资没有我多。”
20世纪80年代，北京百货商场经历了从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为代表的“老三件”到以电视、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三件”的转变。
回忆起那个商品短缺的时代，王涛有几件事印象深刻。 “春花吸尘器刚推出时，陈列缝纫机和骆驼扇的顾客晚上8点就开始排队，大家各自下达指令维持秩序。早上8点大楼一开门，顾客就蜂拥而入。还在建活动，在玉兔杯灯具展上，买东西的顾客排起了长队，中午前就全部卖完了，一天就下了好几个单。”
20世纪80年代，商品交易会迅速成为北京零售企业非常流行的销售方式。因为展销中必有新品，展销中必有爆款。
1980年，百货公司与全国17个地区的150家工商企业联合举办了30场不同规模的展览会。每次展览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展览和销售，引进了湖南长沙市“曼兰香”牌床单、天津“美人蕉”牌珍珠膏、上海灯芯绒、腈纶运动衫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特新产品。辽宁营口市的裤，绍兴黄酒。是零售市场供不应求或首次在资本市场亮相，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新品种。
1983年，国家逐步实行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放开时，由于我国物价上涨和国家价格政策改革的影响，商店销售多次遭遇抢购。
年初，国务院决定降低化妆品价格，提高棉纺织品价格。 1月17日相关通知发出当天，百货商场棉纺织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毛巾、童装等柜台也挤满了顾客。这一天，23:00后，排队购买的顾客开始陆续离开。
当年年底，由于商务部决定取消已流通30年的布券，出于担忧，顾客又纷纷抢购棉花等纺织品。 11月23日，400多名顾客排队购买棉布。 24日，仅白布销量就比平时增长了40倍。
事实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像1983年那样的抢购风潮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因为当时商品比较匮乏，人们的生活急需改善。作为全国最著名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走在了抢购潮的最前线。皮鞋、皮帽、羽绒服、西服、冰箱、风扇、录音机、电视机、化纤面料、泡泡纱、毛料等等，举不胜举。前几年，凡是新产品、新款式、新颜色、新品种都会引起抢购。随后几年，风潮逐渐缓和，改为只抢购名牌产品。
为了保护顾客的安全，当时很多柜台都安装了钢管护栏。每天商店一开门，顾客就会像赛跑一样涌向各个柜台。真可谓“商场如战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就成为历史。
（转载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