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有着最真实的北漂故事

时间:2024-10-25 阅读:2 评论:0 作者:admin

“全新,碎钻,非常漂亮,包邮,不议价。”宋喻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以40%的折扣出售了自己的粉色和紫色钻石项链。 26岁的北京漂流者宋宇告诉南风窗记者,疫情期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省钱,还能卖什么”。

在国内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每天都有人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但最近物品数量有所增加:“离开北京”。

“因为离开北京,所以卖掉了没用的健身卡”、“因为疫情离开北京,紧急卖掉电子琴”、“正准备离开北京回国,免费送了猫”。 ”据南风创统计,近一个月闲鱼新增数据800余条与离京相关。

卖掉这些东西离开北京。选择离开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工作调动,有的是因为伴侣,还有更多的人因为COVID-19疫情而陷入低迷。他们清理掉不能带走、不愿带走的物品,告别北京。

真的很穷,不关心精致

2月1日,正月初八,宋宇在家乡只待了八天就赶回北京过年。当时,COVID-19疫情仍处于前线,但她相信复工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回来后要隔离十四天,如果这期间幼儿园突然开学怎么办?”

复学的日子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她的一些幼儿园老师同事也回到了北京,回到家乡等待开学。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都有自己的副业,也有的转行在社交平台上做电商直播。

等待的宋喻已经坚持不住了。我所在的民办幼儿园失去学费主要收入来源后,每月仅支付教师1000元左右的工资和600元的住房补贴。

她的每月收入减少了一半,迫使她“每天不断地思考事情”和“如何存更多的钱”。疫情的四个月里,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没有买一件新化妆品,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受欢迎的“精致穷姑娘”,她多年来的消费观一直是——即使没有多少钱,人也应该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变得精致。

“其实,这会害人。”宋喻现在这样评价《精穷》。

疫情发生后,因为没有积蓄,她承受生活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所以现在我常常反思自己,“我当初就不应该买它们,我应该把钱存起来。”

“能卖的都卖”,为了交房租、还清花呗,她从2月底开始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卖东西。先是卖Coach、Chanel等名牌包,然后是带新款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再然后是欧美各大品牌的眼影盒和意大利鞋履品牌的千元礼券……

两个月的时间,她陆续变卖了许多“身外之物”。就连朋友送的她最心爱的生日礼物——香奈儿护手霜,也被她挥霍一空,最后以300元的价格送给了另一个“精致”的女孩。

“环境不允许我精致,所以我还是好好生活吧。”她告诉自己。

但还是坚持不住。尽管每月的开支比上个月减少了近80%,但2000多元的房租仍然让她苦苦挣扎。她有一个原则要坚守:无论多么绝望,她都不能向家人要钱。宋宇说,“我工作了很多年,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帮助,现在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为了收取房租,她4月初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从早上7点到中午11点每小时挣17元,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下午,她回家继续上幼儿园的课程。

来到北京第八年,这是宋喻第一次感到“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不了了”。以前,她一直认为这座城市代表着希望和梦想。 18岁从职高毕业后,她只身来到北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从未想过离开。

“以前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每天都是那么幸福。”宋宇这样形容。但现在的北京更像是一场梦,总有一天梦会醒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房东的催租留言。

4月30日,她给房东转账后,躺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弹出的余额提醒短信。她突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竟然没剩下一分钱。那一刻,她觉得“没希望了,赚的钱都给房东了”。重新开始,是现实中她唯一的选择。

5月初,宋宇开始在闲鱼出租屋里销售新的电器、家具、食品和舞蹈年卡,并在每件商品上贴上“离开北京”的简介。她说,“岁月静好时,买东西是快乐的源泉,只有事情发生了,我才能明白家人说的话。”

“我想哭,但已经没有眼泪了”

离开北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2018年减少6000人。其中,自然增加人口达到5.66万人。也就是说,去年北京人口净流出6.26万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北京、上海、广州等超一线城市GDP同比均下降6个百分点以上。工业、投资、消费,包括房地产成交率也几乎全部同比下降。更多“叛逆者”选择离开北京并不意外。

和宋宇一样,在北京呆了八年的深圳人莫默也打算离开北京。

莫莫是2018年底成立的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受疫情影响,该机构四个月无法开课。培训场地每月租金三万块,老师工资两万多块,自己房子的租金四千块……这些都是他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当月底要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时候,他是最脆弱的时候。 “这就像把钱扔掉一样,我的心在流血。”

5月初,在等了近四个月没有希望的复工通知后,他认为“基本不可能”,打算等最后一个月,如果不复课停课,就解雇员工离开北京时间上的损失。

他没有告诉员工他要放手,但他却把自己在出租屋里保留的自用雅马哈钢琴放在了桌子上。这架原本售价7000多元、70%全新的钢琴,最后以28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高兴的买家”。现在唯一不同的是,钢琴会被“抱到门口”,相当于“低价出售”。

“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以前在北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我一直放不下,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说。

2012年,莫默考入北京某大学钢琴系。从学习开始,莫默就在校外的机构担任钢琴助教,后来晋升为教师。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商店经理。两年后,他“独自出来打工”。

“凡是学音乐的人,都会想出名,在圈子里出名。”这就是他留在北京的初衷。 2019年底,他感觉自己的培训机构即将“腾飞”,所教的学员人数增至100人。“我打算年后干点大事!”

疫情让一切都暂停了。原本前景看好的培训机构,现在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残酷的现实让他在这四个月里多次情绪崩溃,甚至想死。眼看着自己过去的积蓄逐月减少,他只能“每天吃饭睡觉,玩游戏,偶尔弹弹钢琴”,“别的都不做”。

“还没到最后一刻,也许奇迹就会发生。”他多次告诉自己。

电影《阿甘正传》剧照

5月13日,北京复课的消息终于传来。通知显示,北京中小学生最早可于6月1日复课。不过,通知最后提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复课时间将另行通知。

即使出现奇迹,培训机构能够在6月份顺利复课,莫默仍然坚定了“再过两三年再回深圳”的决心。回到家乡后,他可能会参加公务员考试。 “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最重要的。”

今年4月,莫莫的奶奶在深圳因病去世。正月初七他回到北京,没有见到亲人最后一面。当他受到深深的打击时,他发现自己内心已经麻木了,“想哭却没有泪水”。

又一位女王离开北京

5月10日,河北邢台小伙子张少川的闲鱼账号新增了8件物品。从烤面包机到情侣枕头,这些产品是他“又一波离开北京”的标志。

他还打算把自己养了一年的猫转让出去,“不是因为它很难照顾,而是因为它只属于北京”。

张少川觉得自己不属于北京,他下定决心“净化自己”离开,就像他来时什么也没带一样。

2018年,他辞去了家乡一家国企的工作,接受了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的录用。大学一毕业就回小县城工作,他有些不愿意。得到工作后,他立即来到北京。 “哪怕只给我2000块钱的月薪,我也会来。” “我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年轻人,用言语支撑自己!”

张少川在北京工作得很好。他有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最终,他一个人负责运营、内容、粉丝增长。然而繁重的工作量迫使他每周7天都待在狭小的出租房里,同时他也在准备周末发送的内容。

北京那么大,张少川的活动范围却没有在县城时那么大。 “这很讽刺,不是吗?

呆久了,他开始感觉自己过着“双脚离地”的生活。他每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道,“我关心风,我关心蝴蝶,我关心国家大事,我关心爱情”。但事实上,他关心的只是工作,而不是生活。

这种感觉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尤其明显。努力了一年,他总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但是当他和家人朋友接触时,却发现自己格格不入。 “他们只关心喝酒、抽烟和你想结婚的人。”张少川在北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我对家乡没有归属感。

回家,或许是悬在每个北漂头顶的一把利剑。 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张少川的回归。

在家远程工作了四个月后,他在网上见证了2020年初各国的生与死的分离。家乡稳定的一日三餐、与家人的陪伴,让他反思自己在北京的独居生活是多么的不人道。以前家里人总说“能过安稳的生活,比如当个中学老师”就好了。在此之前,中学教师是他最讨厌的工作。

“这不是对生活的妥协。现实世界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理解它并从中学习,”他说。

日剧《anone》剧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连斯形容,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让当代青年变成了“战疫一代”,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90.1%的受访年轻人表示,“疫情期间,我更加理解父母的想法和想法”。新冠疫情缩小了代际价值观差距。

“我只想回家,”张少川说,“我想体验一下现实的世界。”

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莫莫在单曲里唱了一首歌。歌词唱到:“茶包渗进家,候鸟在小屋里歌唱,吃妈妈的一片姜,有讲理想的爸爸。”他现在觉得就是这样了。最理想的生活。

(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作者 |朱秋雨

排版|艾丽西亚

南风创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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