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碎钻，非常漂亮，包邮，不议价。”宋喻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以40%的折扣出售了自己的粉色和紫色钻石项链。 26岁的北京漂流者宋宇告诉南风窗记者，疫情期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省钱，还能卖什么”。
在国内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每天都有人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但最近物品数量有所增加：“离开北京”。
“因为离开北京，所以卖掉了没用的健身卡”、“因为疫情离开北京，紧急卖掉电子琴”、“正准备离开北京回国，免费送了猫”。 ”据南风创统计，近一个月闲鱼新增数据800余条与离京相关。
卖掉这些东西离开北京。选择离开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工作调动，有的是因为伴侣，还有更多的人因为COVID-19疫情而陷入低迷。他们清理掉不能带走、不愿带走的物品，告别北京。
真的很穷，不关心精致
2月1日，正月初八，宋宇在家乡只待了八天就赶回北京过年。当时，COVID-19疫情仍处于前线，但她相信复工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回来后要隔离十四天，如果这期间幼儿园突然开学怎么办？”
复学的日子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她的一些幼儿园老师同事也回到了北京，回到家乡等待开学。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都有自己的副业，也有的转行在社交平台上做电商直播。
等待的宋喻已经坚持不住了。我所在的民办幼儿园失去学费主要收入来源后，每月仅支付教师1000元左右的工资和600元的住房补贴。
她的每月收入减少了一半，迫使她“每天不断地思考事情”和“如何存更多的钱”。疫情的四个月里，她没有买一件新衣服，没有买一件新化妆品，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受欢迎的“精致穷姑娘”，她多年来的消费观一直是——即使没有多少钱，人也应该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变得精致。
“其实，这会害人。”宋喻现在这样评价《精穷》。
疫情发生后，因为没有积蓄，她承受生活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所以现在我常常反思自己，“我当初就不应该买它们，我应该把钱存起来。”
“能卖的都卖”，为了交房租、还清花呗，她从2月底开始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卖东西。先是卖Coach、Chanel等名牌包，然后是带新款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再然后是欧美各大品牌的眼影盒和意大利鞋履品牌的千元礼券……
两个月的时间，她陆续变卖了许多“身外之物”。就连朋友送的她最心爱的生日礼物——香奈儿护手霜，也被她挥霍一空，最后以300元的价格送给了另一个“精致”的女孩。
“环境不允许我精致，所以我还是好好生活吧。”她告诉自己。
但还是坚持不住。尽管每月的开支比上个月减少了近80%，但2000多元的房租仍然让她苦苦挣扎。她有一个原则要坚守：无论多么绝望，她都不能向家人要钱。宋宇说，“我工作了很多年，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帮助，现在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为了收取房租，她4月初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从早上7点到中午11点每小时挣17元，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下午，她回家继续上幼儿园的课程。
来到北京第八年，这是宋喻第一次感到“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不了了”。以前，她一直认为这座城市代表着希望和梦想。 18岁从职高毕业后，她只身来到北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从未想过离开。
“以前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每天都是那么幸福。”宋宇这样形容。但现在的北京更像是一场梦，总有一天梦会醒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房东的催租留言。
4月30日，她给房东转账后，躺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弹出的余额提醒短信。她突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竟然没剩下一分钱。那一刻，她觉得“没希望了，赚的钱都给房东了”。重新开始，是现实中她唯一的选择。
5月初，宋宇开始在闲鱼出租屋里销售新的电器、家具、食品和舞蹈年卡，并在每件商品上贴上“离开北京”的简介。她说，“岁月静好时，买东西是快乐的源泉，只有事情发生了，我才能明白家人说的话。”
“我想哭，但已经没有眼泪了”
离开北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2018年减少6000人。其中，自然增加人口达到5.66万人。也就是说，去年北京人口净流出6.26万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北京、上海、广州等超一线城市GDP同比均下降6个百分点以上。工业、投资、消费，包括房地产成交率也几乎全部同比下降。更多“叛逆者”选择离开北京并不意外。
和宋宇一样，在北京呆了八年的深圳人莫默也打算离开北京。
莫莫是2018年底成立的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受疫情影响，该机构四个月无法开课。培训场地每月租金三万块，老师工资两万多块，自己房子的租金四千块……这些都是他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当月底要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时候，他是最脆弱的时候。 “这就像把钱扔掉一样，我的心在流血。”
5月初，在等了近四个月没有希望的复工通知后，他认为“基本不可能”，打算等最后一个月，如果不复课停课，就解雇员工离开北京时间上的损失。
他没有告诉员工他要放手，但他却把自己在出租屋里保留的自用雅马哈钢琴放在了桌子上。这架原本售价7000多元、70%全新的钢琴，最后以28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高兴的买家”。现在唯一不同的是，钢琴会被“抱到门口”，相当于“低价出售”。
“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以前在北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我一直放不下，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说。
2012年，莫默考入北京某大学钢琴系。从学习开始，莫默就在校外的机构担任钢琴助教，后来晋升为教师。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商店经理。两年后，他“独自出来打工”。
“凡是学音乐的人，都会想出名，在圈子里出名。”这就是他留在北京的初衷。 2019年底，他感觉自己的培训机构即将“腾飞”，所教的学员人数增至100人。“我打算年后干点大事！”
疫情让一切都暂停了。原本前景看好的培训机构，现在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残酷的现实让他在这四个月里多次情绪崩溃，甚至想死。眼看着自己过去的积蓄逐月减少，他只能“每天吃饭睡觉，玩游戏，偶尔弹弹钢琴”，“别的都不做”。
“还没到最后一刻，也许奇迹就会发生。”他多次告诉自己。
电影《阿甘正传》剧照
5月13日，北京复课的消息终于传来。通知显示，北京中小学生最早可于6月1日复课。不过，通知最后提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复课时间将另行通知。
即使出现奇迹，培训机构能够在6月份顺利复课，莫默仍然坚定了“再过两三年再回深圳”的决心。回到家乡后，他可能会参加公务员考试。 “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最重要的。”
今年4月，莫莫的奶奶在深圳因病去世。正月初七他回到北京，没有见到亲人最后一面。当他受到深深的打击时，他发现自己内心已经麻木了，“想哭却没有泪水”。
又一位女王离开北京
5月10日，河北邢台小伙子张少川的闲鱼账号新增了8件物品。从烤面包机到情侣枕头，这些产品是他“又一波离开北京”的标志。
他还打算把自己养了一年的猫转让出去，“不是因为它很难照顾，而是因为它只属于北京”。
张少川觉得自己不属于北京，他下定决心“净化自己”离开，就像他来时什么也没带一样。
2018年，他辞去了家乡一家国企的工作，接受了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的录用。大学一毕业就回小县城工作，他有些不愿意。得到工作后，他立即来到北京。 “哪怕只给我2000块钱的月薪，我也会来。” “我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年轻人，用言语支撑自己！”
张少川在北京工作得很好。他有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最终，他一个人负责运营、内容、粉丝增长。然而繁重的工作量迫使他每周7天都待在狭小的出租房里，同时他也在准备周末发送的内容。
北京那么大，张少川的活动范围却没有在县城时那么大。 “这很讽刺，不是吗？
呆久了，他开始感觉自己过着“双脚离地”的生活。他每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道，“我关心风，我关心蝴蝶，我关心国家大事，我关心爱情”。但事实上，他关心的只是工作，而不是生活。
这种感觉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尤其明显。努力了一年，他总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但是当他和家人朋友接触时，却发现自己格格不入。 “他们只关心喝酒、抽烟和你想结婚的人。”张少川在北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我对家乡没有归属感。
回家，或许是悬在每个北漂头顶的一把利剑。 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张少川的回归。
在家远程工作了四个月后，他在网上见证了2020年初各国的生与死的分离。家乡稳定的一日三餐、与家人的陪伴，让他反思自己在北京的独居生活是多么的不人道。以前家里人总说“能过安稳的生活，比如当个中学老师”就好了。在此之前，中学教师是他最讨厌的工作。
“这不是对生活的妥协。现实世界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理解它并从中学习，”他说。
日剧《anone》剧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连斯形容，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让当代青年变成了“战疫一代”，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90.1%的受访年轻人表示，“疫情期间，我更加理解父母的想法和想法”。新冠疫情缩小了代际价值观差距。
“我只想回家，”张少川说，“我想体验一下现实的世界。”
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莫莫在单曲里唱了一首歌。歌词唱到：“茶包渗进家，候鸟在小屋里歌唱，吃妈妈的一片姜，有讲理想的爸爸。”他现在觉得就是这样了。最理想的生活。
（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作者 |朱秋雨
排版|艾丽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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