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中，一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结婚季，“租用伴娘”交易额较上年增长20多倍，服务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门槛低、周期短、福利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成为一名“出租伴娘”，在各大社交平台与新娘建立联系，完成一份兼职工作。
甚至还发展出了“伴娘”这个职业。
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选择租用陌生人作为伴娘出席婚礼，而不是邀请熟悉的亲朋好友。
“出租伴娘”成为当代年轻人适应、传承民俗文化的有力助手。
在代际冲突中，发生着一些温馨或荒诞的故事。
这一代年轻人不再愿意给朋友添麻烦，或者欠朋友人情。
在过去，熟悉的朋友陪伴新人完成婚礼被认为是必不可少习俗。但随着城镇化发展、疫情影响、“远嫁”增多，不喜欢线下社交、寄生在网络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受欢迎。人们选择用最简单、最高效的方式完成婚礼仪式，哪怕多花一点钱。
社会从“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某些既定的规则时，“人情”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
几年前，一部黑马悬疑片《平原上的夏洛克》引发讨论。
其中一个故事情节是：
主人公的朋友遭遇车祸住院，两个农民化身“侦探”进城追捕凶手，却因城乡处事方式的分化，引发一出又一出荒诞剧。
农民们想看镇上商铺的监控录像，被拒绝了，他们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再打电话给他们的朋友，最后才拿到了他们想要的监控录像。
但在城里，这一招不管用，他们想进小区，却没有认识的朋友，请求也没用，只好假扮送餐员进去，结果被保安发现并驱赶出去。
平原上的夏洛克 截图
农村是按个人关系办事，城市是按规矩办事。
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城市的井然有序，人情变得廉价而又珍贵，廉价是因为人情可有可无，珍贵是因为一旦欠下人情，就很难偿还。
从某种角度来说，“出租伴娘”现象的出现，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规则的深刻变化。
近日，《最人物》采访了多位“出租伴娘”及婚礼从业者。
通过突破传统束缚的新兴职业，她们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有的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有的人看到了婚姻最美的形式……
2022年年初，当26岁的小星看到一个介绍“职业伴娘”的视频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她家住武汉，工作比较轻松，职业伴娘工作时间短，工资高，还能见证别人的幸福，她似乎没有理由拒绝。
抱着“挺好玩的”心态，小星开始在社交平台发布广告，迄今已担任了7次“出租伴娘”。
对于小星来说，伴娘的工作很简单，她只要把新娘当朋友就可以了，工作内容也变成了参加朋友的婚礼。
早上新娘要化妆了，她就赶到新娘家帮忙。“帮忙”没有特定的目的，不同的婚礼也有不同的需求，很难一概而论。她可以侍奉宾客、跑腿、给新娘倒水……
用她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打零工”。
小星在婚礼上的偶尔开心瞬间
除此之外，具体的婚礼流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迎亲队伍到达时，伴娘们开始堵门，给新郎和伴郎造成了麻烦，在一片喧闹声中，迎亲队伍冲破了伴娘们的封锁，带着新娘走了，赶往婚礼现场，小星负责看管行李，跟着新娘，掀起裙子。
到了酒店，一切就简单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新郎新娘身上，伴娘只需要漂亮地站在旁边就行，不用说话，也不用挡住酒水。
小星对新娘的信任，建立在婚礼前的沟通上。新娘会提前几个月寻找伴娘，相互了解，确定婚礼的地点、流程、习俗等，只有觉得没有问题，建立了信任，才会配合。
在社交平台上，有顾客询问“租伴娘”
新娘对伴娘的形象有特定的要求：伴娘不能太好看，也不能太丑。前者避免抢了新娘的风头，后者满足了新娘对形象的要求。我可能不能活跃气氛，但至少不怯场。
给小星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次经历，是扮演新娘的儿时好友上台致辞。
当时，雇主新娘有一位多年未见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但这位朋友受到疫情限制，无法参加。
于是新娘找到小星，请她扮演“青梅竹马”的角色，小星爽快地答应了，“我和新娘感情很好。”
婚礼前，小星和新娘一起温习剧本，熟悉彼此的共同经历，努力演好青梅竹马的角色。婚礼当天，她站在舞台上，讲述自己和新娘的故事，表达对新人的祝福。
现在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小星坦言很紧张，但同时也很开心，之后也和新娘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小星参加婚礼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惊喜，让“出租伴娘”散发出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女子担任伴娘超过三次，就无法结婚，理由是担任伴娘会把自己的婚缘与新娘分割，而且担任的次数越多，婚缘就越弱。
小星不相信这种不科学的说法，“我参加过我姐姐的婚礼不只三次。”
但她也拒绝做“全职伴娘”，“我比较随意，偶尔出去玩一玩就很好。”
同样作为“租赁伴娘”，谢雨恪做出了与小星截然不同的决定。
她今年22岁，浙江人，大二的时候尝试做租赁伴娘，慢慢喜欢上了这个职业，短短时间内，她开始组建团队、注册公司，打造伴娘伴郎租赁平台。
她将这一切形容为“意外”。
2020年10月，在四川留学的谢雨可打算回国一趟，路费昂贵，她想着能不能打工补贴路费，去旅行一趟。
巧合的是，她在网上看到一则出租伴娘的帖子，婚礼地点就在杭州萧山。
此前，谢语可从未听说过这个职业，把自己租出去也是她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促使她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份订单的动机，或许只能用“00后活泼的性格”来解释。
当然，客观地说，这份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和她回国的计划是完全吻合的，而且工资高达1600元。
谢雨可与雇主的沟通还算融洽，谢雨可认为，由于自己与新郎同姓，且爷爷也是萧山人，所以对方对自己比较亲近。
婚礼圆满结束，除了约定好的花费，谢宇可还收到了门卫、父母、纪念品等送的近2600元红包。
这是一次梦幻之旅，她向《最佳人选》分析了自己能大获成功归来的原因——一方面，雇主经济宽裕；另一方面，当时“租用伴娘”现象并不普遍，行业内也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
谢昱可担任伴娘四十余次，早已把伴娘当成了自己的职业，她经常在全国各地飞行，去过广东、广西、云南、浙江、福建等地，也亲眼见证过不同地方的婚礼习俗。
谢玉可出席中式婚礼
相比本地订单，谢玉可更喜欢外地订单，因为“外地订单可以商量”。她的外地订单收费在600-1600元，如果遇到大方的雇主报销路费，那这趟“旅程”就会很方便、很愉快。
然而，高价订单终究只是命运对那些率先尝试新事物的人的奖励。
随着租赁伴娘风潮的兴起，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伴娘，随着行业越来越规范，高价订单越来越少，而雇主如果下高价订单，肯定有额外的要求，比如才艺展示、经验丰富或者承包多场婚礼。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租伴娘”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
谢雨恪每到一地，都会跟姐姐保持联系，到了新娘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所在位置发给姐姐，“如果联系不上我，记得帮我报警。”
当然，这只是预防措施；事实上，每一次经历都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如今接新娘普遍比较文明，从未遇到过什么婚礼恶作剧，合作前新娘都会拍结婚证照片发给她，双方都处于相对信任的状态。
谢雨可做伴娘的时候，发现每个人租伴娘的理由都不一样。
她总结了几点——有的新娘因为疫情原因结婚，身边的朋友出行不方便；有的新娘结婚的地方很远，让所有的朋友都来参加成本太高；有的新娘结婚比较晚，她们身边的朋友大多已经结婚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娘不想欠任何人人情。
一位新娘曾与谢雨可推心置腹地谈过，“如果请朋友做伴娘，就很难还人情了。”因为自己不能再给对方当伴娘了，如果想还人情，只能刻意满足对方的其他要求，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恩情难报，这是新娘的感受。
“陌生人社会”不需要“恩惠”，靠规则来维持秩序，新时代最明显的规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人们越来越多地用金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谢雨可对此深有体会，她以“最佳人选”为例，解释了这一现象。
“比如我请搬家公司搬家，才200块钱，请朋友帮忙，虽然不花什么钱，但搬完家后，我要请他们吃饭，可能花的钱更多，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满意。”
一方面，花钱请朋友陪玩可能会带来不愉快，另一方面，只要花钱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究竟孰优孰劣？这一代年轻人已经给出了答案。
“租赁伴娘”生意红火，市场上同样存在“租赁伴郎”的需求。
小胡是一名“伴郎出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伴郎伴娘交易平台的创始人，几乎是国内最早做“伴郎伴娘租赁”生意的创业者之一。
他创业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的需要。
小胡第一份工作时拍的贴纸
2019年的某一天，小胡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29岁了，还没有结婚，如果过几年自己结婚了，身边的朋友也大多结婚了，那岂不是没人给自己当伴郎了？
想了想，他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然后他想，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通过网络租个伴郎？他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关键词，没想到，竟然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这引发了他作为企业家的思考：“我有这个需求，别人肯定也有。”接下来，他做了简单的市场调查，发现“租用伴郎、伴娘”的需求每年都在增加。
他告诉《Best People》：“没有理由不为一个还未启动但可以启动的市场感到兴奋。”
2019年11月，小胡上线了自己开发的伴郎伴娘租借信息发布APP。他没费心去运营，只是希望市场能给他答案。一年半之后，软件下载量超出了他的预期。
随着需求激增，他开始招募人员并投入运营。尽管该软件尚未盈利，但他对行业前景充满信心，“每年，用户数量和需求都在飞速增长。”
目前他开发的软件总用户数超过11万，其中伴娘与伴郎的比例为9：1，因此伴郎的费用相对较高。
小胡认为，伴郎和伴娘的市场需求差别不大，由于男性对该行业的接受度较低，才出现了“女多男少”的局面。
他已经当过九次“租赁伴郎”，并不觉得丢脸。“第一次我很害怕，因为我看不懂，但之后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工作了。”
家人朋友都支持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女朋友会吃醋。
小胡只好哄着她，他保证婚礼期间不看伴娘，也尽量不跟伴娘说话，不跟她们有任何肢体接触。
小胡参加的西式婚礼
通过亲身经历和长期对市场的观察，小胡也发现这个新兴行业存在的诸多乱象。
“伴娘伴郎”这个岗位是没有门槛的，行业对伴娘伴郎的要求就是雇主的要求，身高、相貌、学历、语言、才艺……全部由雇主来决定。
由于没有限制，一些人纷纷效仿加入，结果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小胡告诉《最人物》，现在有些人打着“职业伴娘”的幌子，捞取市场，具体做法就是以培训、团建的名义乱收费。
在他看来，不同地区的不同新人，婚礼流程都会有所不同，根本没有方法论可言。“给朋友当伴娘，有培训吗？”
此外，小胡强调，伴娘市场已经饱和，所以不要幻想辞掉工作就能赚大钱。
“全职伴娘一个月的收入？4000左右。”
阿松今年26岁，5月份刚当上全职伴娘，收入确实在4000元左右。
她曾在当地一家超市做导购员，两班倒。今年5月，阿松的工作柜台被撤销。
幸运的是，5月份婚礼季到来时她失业了，所以她决定做全职伴娘。
阿宋的主要接单渠道是个人社交平台。
她不喜欢接专业平台的订单，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一个位置可能有几十位伴娘在竞争，最终还是新娘自己做决定。“而且平台还要收取手续费。”
完成一个伴娘的工作，她能得到300-400元的报酬。“出价不高，我也没办法，西安的竞争太激烈了。”当地的女大学生会把价格压低到200元。
阿松身穿中式伴娘礼服
如果新娘的要求不高，宋先生也会尽力满足雇主的要求。
有一次，陕西洛川的一位新娘需要四名伴娘，她让伴娘们一起编一个节目。
她立即联系了三位姐妹，按照新娘发来的视频练习舞蹈，临走前，四人见面排练了一下午。
2022年5月19日下午3点，阿宋与另外3名伴娘从西安出发，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抵达洛川。
一下车，两人就马不停蹄地排练节目，晚上十点多回到酒店，先布置婚房，下午一点多就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一直忙到快两点才吃午饭。
阿松笑着说：“两点才吃饭，挺晚的。”
婚礼结束后，他们启程返回西安，临行前，新娘的朋友们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希望第二天一起逛街，于是新娘偷偷找到他们，以每人300元的价格，让他们多留一天。
这份工作让宋先生很疲惫，但好在工资高，而且很开心。
对于宋女士来说，做“雇佣伴娘”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可。
伴娘有时也挺辛苦的，早起晚吃。按照惯例，新娘是不需要礼物的，但有些新娘还是会准备红包和礼物，以表达对新娘的感激之情。
担任伴娘二十多次，见证过婚礼的美好，阿松对这份工作的喜爱难以言表，有时她还会主持迎新娘游戏，参与其中。“大家真的像朋友一样，很好玩。”
但也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一次，合作之后，阿松却把对方给拦了下来。
婚礼前一天，新娘失联，直到晚上才回复信息。新娘称，婚礼是因为双方吵架而取消的。此时，为了不耽误雇主的人生大事，伴娘们已经从外地赶来。
取消的婚礼几个月后再次举行，宋女士联系了其他伴娘一起参加婚礼。
阿松形容这场婚礼非常仓促，没有正式的婚宴仪式，婚宴结束后，两人准备去酒店时，却发现婚车不见了，婚车到了，新郎却忘了带结婚证……一切准备就绪后，新郎新娘却开始无休止地争吵起来。
最糟糕的是，新娘还拖延支付伴娘尾款，这成为宋某少有的尴尬时刻之一。
这段时间，宋女士见证了太多场婚礼，有的奢华，有的朴素，有的诚意满满，有的敷衍了事……
阿松深有感触，婚礼的好坏和钱无关，“婚礼的气氛能体现出新郎新娘的状态。”
作为一个总是见证别人幸福的人，宋女士也不禁对自己的婚礼充满了期待。她对自己的婚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能太正式。
她说：“可以不一定要有伴娘，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闺蜜团，结婚不结婚无所谓，大家在一起最重要。”
当金钱和效率抹平人情债，年轻人的选择看似高效，却又折射出一种莫名的忧伤，复杂甚至麻烦的亲情、友情消失在效率中，还能留下什么回忆？呢绒？
在宋女士看来，有亲朋好友出席，在祝福中完成人生的仪式，或许就是最好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