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非虚构叙述。
广州八月的午后，炎热而漫长。塘下村北边的肯德基二楼突然因喧闹声而变得安静。一声男孩的哭喊打破了尴尬的沉默，一个满怀深情的女声逼问，“谁干的？你们谁干的？”刚才还顽皮的孩子，此刻都沉默了，无意识地抓着操场上的东西靠，扶手或者塑料柱子，背着手挠着泡沫墙。一个名字从某人嘴里冒出来，内讧和争吵再次上演。阿姨抓着哭闹的孩子，头也不抬地对那群“罪犯”说，“检查一下脚有没有断，要是断了，你们赔偿。”检查完，“脚还能动，没断，我就不问你们了。”旁边的老太太笑了，绷紧的弦松了下来，二楼再次被孩子们的吵闹声淹没。肯德基儿童游乐场最多只有八九平米，里面摆满了各种游乐设施，挤满了十几个身强体壮、顽皮的孩子，他们在老板的组织下玩捉迷藏，在卫生间、餐位、楼梯间到处乱跑，几双鞋子散落在乐园门口。除了争吵声，高分贝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这家店一个下午很少能逃过这样的事。附近居住的人家连成一片，大街小巷，他们的孩子就像不断分叉的树枝，占据了塘厦，尤其是白天的塘厦。
一
塘下村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南面仅一街之隔就是繁华的天河商圈，中山大道上的房价动辄六七万元一平米，而在这个城中村，每月六七百元就能租到带卫生间、有空调的大单间。地图上的塘下村由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正方形连接起来，走进去，有些楼房仅够一人通过，楼与楼之间紧挨着，社区公告栏上贴着“严禁明火”的告示，有些居民楼每层楼梯上都放着灭火器，巷道的分叉口处，电缆线缠绕在一起，然后各自为政，空间有限。塘下村的流动人口数量难以估算。 2018年末，天河区常住人口174.66万人，户籍人口93.92万人。区内塘下、车陂等城中村对此的贡献应该排在前列。每天晚上七八点左右，在村里务工的广东农民工纷纷回家。村里一个停放共享单车的路口，很快就挤满了单车。街边的餐馆也变得熙熙攘攘。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在人群中穿梭自如，不断提醒着人们这里的人口密度。
地图上的塘厦
村庄南侧路口停放的自行车
抬头望去，只见到处都挂着电缆和租赁广告。
窄巷里的发廊
早上5点53分，街道开始变得繁忙，两旁停满了出租车。
塘厦的夜晚有不眠的街道和店铺。我和搭档坐在一家通宵营业的超市门前聊天。凌晨三点多，一个右臂上有纹身的男人赤裸着胸膛走过，看着我们说：“聊聊！聊通宵吧！”他面前，四川人开的天马田七猪肚鸡店里，人们正在烤肉、吃肉。这家店营业到早上六点。至于白天，上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在出租屋里睡觉，上白班的年轻人赶在早高峰前赶往BRT（快速公交）站，村里大部分店铺（早餐摊主除外）都在10点半后开门营业，精力充沛的孩子们从街道的一头跑到另一头，从村里跑到村外，涌向肯德基、电子游戏厅、公园和游泳池。
握手楼之间的距离非常窄
二
塘下村被一圈临街商铺包围，村北南牌坊间分布着小型商场，不能称之为百货商场，但KTV、电影院、快餐店、按摩会所、超市一应俱全。村北喧闹的肯德基就坐落在一家叫塘德广场的商场一层。走进商场，恒温游泳池旁摆放着一排凳子，一些家长（多为祖父母）站在凳子上看孩子在游泳池里上游泳课；“太空探险乐园”里有供小朋友爬行打滚的游乐设施，还有几台电子游戏设备。一名身穿黑色短袖衬衫的十几岁男孩正在玩一款类似拳皇的游戏，眼睛离屏幕很近，身体弯得像虾米。从这家商场往东走一两分钟，就能看到另一家只有一个店面的电子游戏厅，狭小的店面里挤满了设备。在里面玩耍的孩子普遍年龄较小，家长推着婴儿车，一家四口一起坐在机器上，仿佛开着赛车。在这里活动的孩子大多是学龄前儿童，他们大多有父母或父母其中一人在村子附近开店或打工。正值暑假，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不如独自外出的孩子，在村子外游荡的孩子不如在村子里外出的孩子。
家长们正在观看孩子们游泳
村里的一些文具店、药店里有摇车（就是投币坐上唱着“爸爸的爸爸是爷爷”的摇车）和简易游戏机。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坐在药店门前玩游戏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队友的盲目指挥，其中一个冲另一个吼道：“操你妈”。彩票店里，彩票店老板的儿子肖彦景和另一家店老板的儿子聚在电脑前玩4399游戏，结果不理想，就改玩扑克。欺负自家弟弟，两岁的小孩放声大哭，肖彦景被爸爸骂了一顿。村里的孩子基本都不是独生子女，不管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希望，自然也多一个负担。
孩子们在彩票店玩游戏
三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无法承担子女在广州上学的高昂费用。户籍政策为外地学生设置了每学期数千元的择校门槛。即使顺利在广州就读，回乡参加中考的政策要求也让跨省就读变得更加麻烦。虽然广州自2019年起放宽了对异地中考的限制，但调整后满足了“两个要求”：
（1）已在广州市完成初中三年学业
（2）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在广州市签发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
他们可以报考当地的普通公立高中，但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孩子到达入学年龄时送回家乡读书是一个压力较小的选择。
唐德广场一楼有一条女装街，专卖女装。街尾，一位谈吐流利的阿姨在自家店铺门口贴出转租热门店铺的告示。她从湖北来广东六年了，签了三年租房合同，年底就到了第二周期的结束。老大和老二都在湖北上小学，老三跟着她，开学就要上一年级了。订好八月底回国的机票后，她一边卖货，一边办理转租。加急转租她没有收转租费，希望尽快找到下一个买家，填补租约结束前五个月的空缺。她说，这里钱还不错，不过不打算回来了，老三要留在湖北上小学，和老大、老二一起上学。我在村里认识的好友红姐也坐火车回河南，陪伴正在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她和丈夫从2012年开始在广东打拼，每年只能在家呆几天。她经营的彩票店卷帘门白天紧闭，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事出门”。
像我老乡一样，能有两个孩子在广州读书的，都是在村里努力打拼的。我老乡是四川达州人，我们一听口音就能认出来。他和大哥十几岁的时候就来广东打工，打工后机缘巧合学会了修理数码产品，靠着一技之长、不断学习、为人处事的本领，他们活了20年。现在他们在广州附近买了房子，把父母接到了这里，让孩子在当地读书。晚上，我和老乡的妈妈用四川话聊着这里的生活。小孙子晚上十二点被她赶上楼睡觉，他一边走楼梯一边抱怨时间还早。婆婆回来坐下，得意洋洋地跟我讲她儿子的成功。我说他还是挺孝顺的，要是他成功了，我就带你来享受好日子。她笑着否认，“我们来是给他做饭的。”算一下，大儿子家有六口人，小儿子家有四口人，还不算店员，总共有十张嘴要养活。我说你也辛苦了。她只是笑了笑，没有拒绝这份关心。她转移话题，给我指了指哪些店铺是通宵营业的，大多是餐馆和超市。店铺灯火通明，可以听见就餐者的喧闹声。
四
来到塘厦的第二天，正午烈日炎炎，一个皮肤黝黑，穿着灰色短袖衬衫的男孩站在村子里的岔路口。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紧张地把手缩了回去。我接过他要递给我的纸，是附近一家汉堡店的传单。第三天，我们又在同一个地方见面，我问他这份兼职的收入。八十四元一天，按日计酬，每天吃饭时发工资，工作时间大约六小时。听起来不错，我就到他打工的店里试了一下。营业员一边催厨房炸鸡，一边问要不要长工。我留下电话号码，回到路口给男孩买可乐。他拒绝了，我们就在路口闲聊。他主动说起他的家乡，肇庆，一个位于广州西边的地级市。他今年暑假初中毕业，暑假来广州打工挣钱，月底回家准备高中开学。我走的时候把可乐放在他脚边，因为天气太热。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去找他，一开始他还在路口，几天后换了个地方，但好像还是没发多少传单，20号是他说要回家的日子。今天路过汉堡店，又是陌生人主动联系我。开学在即。
清晨，孩子们终于离开了这片领地。之后，是成群结队或独自出现的大人，以及早早步入社会的“小大人”：穿着蓝色制服拎着大水壶的河南出租车司机、穿着拖鞋走路的彩票玩家、蹲在街边玩手机的发色很美的理发店学徒、被人拽回来的醉汉……前几天吃的肠粉店空无一人，又变回了灰蒙蒙、满是灰尘、带有匆匆撤离痕迹的店铺。每天都有人推着行李箱进出村子。等在路口的房东会上前和见到的人搭话，带着新来的人穿梭在狭小的街道上看房子。村里有一家专营的一点店，去年年底开业的，现在墙上贴满了纸条。一张蓝色的便签上写着“2019年3月16日，光漂第一天”，下面用另一支彩色笔写着两行：“2019年6月21日，光漂结束，再见”。婆婆要上楼休息了，我问她这里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她站起身，把凳子放回原位，挺直身子回答我：“没什么变化。”
“再见”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数据来源于广州数据开放平台，政策来源于广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信息公开目录。
封面引用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热带忧郁》（写得非常好）。
PS：这次带了胶卷相机，不过拍的照片还没冲洗出来，就用手机拍了。《在塘厦》系列是我在塘厦十天的观察系列，至少会出两期，下一期是彩民系列。我的研究精力和写作能力有限，很多东西理解和写得还不够深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此刻我正坐在出租屋里的行李箱上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