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创业界经常划分出不同的流派，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互联网也形成了所谓的“北派”和“海派”。
在传统的刻板印象中，北派理想主义、浮夸、好炫耀；而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则务实、循规蹈矩、善于算计。
过去，上海曾屡屡被质疑“错失互联网”：安于小康不求上进、错失移动互联网先机、起步早、追赶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过去两代互联网巨头BAT、TMD，无一诞生在上海。
有意思的是，上海也诞生了很多明星创业公司，盛大、巨人、eBay、一号店、土豆视频、大众点评、饿了么、快的、摩拜，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创业公司，都是从上海起步的，可惜最后都没能成长为超级巨头，被收购或者没落成了它们共同的注脚。
这么多年了，上海的互联网还剩下什么？
根据2019年第一季度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显示，202家独角兽企业中，总部位于上海的有45家，包括陆金所、小红书、易果生鲜、哈罗单车、灿星、爱回收、出门问问、洋码头等，数量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
数据来源：胡润大中华独角兽指数，2019 年第一季度。“*”表示新进入者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上海的创业历史，就会发现在一波又一波的创业浪潮中，一些东西已经在这座城市沉淀下来，比如游戏基因、白领文化、踏实的思维。
这些事情，或许是“守正”的结果，又或许是“出其不意”的产物，在上海近期涌现的一批明星项目中有所体现，并可能在未来持续发挥影响力。
游戏基因
上海互联网产业最早是因为游戏公司的崛起而兴起的，15年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是盛大网络，这家公司凭借《传奇》这款游戏红遍大江南北，其创始人陈天桥在2004年成为中国IT首富。
2009年，国内互联网创业公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百花齐放。页游作为PC时代最火爆的产品之一，成为当时互联网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当时国内游戏行业头部玩家有：盛大、网易、巨人、腾讯、久游、九游、世纪天空城、广通，其中6家来自上海。
这是上海的高光时刻。
回过头来看，游戏公司的兴盛给上海的互联网生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离开盛大的游戏人才逐渐成为手游的中坚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为上海的互联网创业奠定了游戏基因。
盛大走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盛大CFO张勇，后来成为阿里巴巴CEO，人称“逍遥子”，另一个是创办趣头条的谭思良。在2018年兴起的新经济公司IPO热潮中，趣头条独树一帜：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打破了当时新经济公司最快的IPO纪录。
趣头条并不是一家游戏公司，但融合了游戏公司的玩法。创办趣头条之前，谭思亮在两家游戏公司任职，一家是2008年在51网从事技术工作，另一家是盛大，担任广告业务负责人。
趣头条对师傅收徒、红包裂变非常熟悉。“一点红包更多的是让用户增强参与感、游戏化的趣味性，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挺好玩的东西。”谭思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谭思亮看来，玩游戏的人和在趣头条看新闻赚红包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喜欢参与、享受游戏的乐趣，趣头条抓住了这个特点，成功俘获了这群人。
另一个深受游戏基因影响的人是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
在创办拼多多之前，黄峥是寻梦游戏公司的创始人。拼多多的雏形孵化自黄峥早期的游戏业务，最早的核心团队也从游戏公司抽调而来。直到2016年11月，拼多多才宣布从寻梦游戏彻底独立出来，并入拼好活。
黄峥本人不玩游戏，但他研究游戏。黄峥之所以“对消费者需求理解更深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游戏行业的创业经历。“0.01元买一部iPhone X”的理念与游戏中“一元赢宝物”、“充值拿道具”的理念不谋而合。
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震曾表示，黄峥创立拼多多，是他过去在电商和游戏方面的经验，以及最新的理解相结合的结果。黄峥坦言，自己是把拼多多当成一款游戏来运营。
严格来说，拼多多是一家土生土长的杭州公司。在做游戏之前，黄峥和上海的联系并不多，毕竟杭州是他的家乡。按理来说，拼多多应该留在电商氛围更浓厚的杭州，而不是去上海。
黄峥曾说，他之所以把拼多多总部放在上海，是因为自己之前的游戏公司想更方便招募外国人，而创立拼多多之后，他并没有搬走。
拼多多的崛起，是在上海实现的。拼多多因游戏而生；又因为上海的游戏基因，让拼多多留在了上海，扛起了代表上海新经济的大旗。
拼多多和趣头条，是近些年上海崛起的两家明星企业，也是争议最大的两家，都和游戏有着很深的关联，这或许就是新经济里的上海特色。
白领文化
上海人讲究小资、讲究格调，某种程度上对外地人多少有些敌意，毕竟在上海本地人眼里，外地人或多或少都有些“low”，不够时尚。
在大多数人眼里，上海人就应该头发整齐，制服得体，进出高档写字楼。无论是昔日的上海外滩，还是如今的陆家嘴中心。相比较而言，北京人在皇帝脚下太矜持，深圳人是硬件制造者，创新还不够高端。只有上海人才有真正的白领气质。
据《新一线城市互联网生态指数报告（2019）》显示，上海在“互联网+生活服务”领域超越北京，位居全国第一，在互联网出行、购物、餐饮等领域表现突出，在消费互联网领域潜力巨大。
上海在“互联网+生活服务”领域位居全国第一。来源：《新一线城市互联网生态指数报告（2019）》
在上海的明星创业公司中，由上海本地人创办的并不多，最受关注的三个上海人分别是分众传媒的江南春、大众点评的张涛和饿了么的张旭豪。
江南春属于老一辈的企业家，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充分体现了上海人的精明和洋气。分众传媒是一家面向一二线城市白领的广告公司，早年就是一家“不劳而获”的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想上市的新经济公司都要向它交广告费。
瞄准白领阶层，收获有钱的广告主，江南春做的广告生意体面又轻松，他几乎垄断了一二线城市的电梯广告市场，大多数职场新人在成为资深白领之前，都是从江南春的电梯广告中了解到互联网广告的。
张涛在上海的商业文化中长大，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在美国咨询公司任职多年，身上有上海精英的诸多标签：海归、聪明、追求品质。回国后，他选择上海作为创业第一站。大众点评与美团合并后，张涛彻底淡出了创投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最新动态。
张旭豪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饿了么是一个从大学校园里冒出来的创业项目，它最早的目标用户群体也是大学生和都市白领。早期，饿了么有两个重要的业务部门——高校事业部和白领事业部。在被阿里收购之前，张旭豪是上海创业者中为数不多能拼、能打拼的年轻人。但和大多数上海本地项目一样，饿了么没能打败后来居上的美团，最终成为巨头生态中的一块拼图。
这三个上海男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脱颖而出，拥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追求小资、时尚的生活。
巧合的是，张涛和张旭豪都无法打败北京的王兴。团购大战，王兴胜出，大众点评并入美团；外卖大战，张旭豪和张涛联手对抗王兴，却无力挽狂澜。
但从个人角度看，除去创业的感情因素，上海创业者在个人收益方面往往是稳赚不赔的。一位接近大众点评和饿了么的上海投资人对燃财经表示，大众点评与美团合并时，张涛为大众点评创始团队争取到不少股权。从项目退出来看，张涛团队拿到了非常好的一笔交易。
不管怎样，上海白领是上海创业者无法忽视的一个群体，无论是分众传媒、大众点评，还是饿了么，都与这个群体息息相关。
新生代创业项目中，还有《外滩画报》前主编许沪生创办的“一条”，以优质短视频形式“每天报道美好生活方式”，其用户大多为追求生活品质的中产阶级。在与许沪生的对话中，高端、优质、严格都是他嘴里出现的高频词。一条属于“站着赚钱”的项目类型。
此外，在上海诞生的类似项目还有喜马拉雅、小红书、B站等，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切入不同的细分市场。
向下思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上海的企业家们开始放下高傲的心态，变得更加脚踏实地，更加贴近下沉市场。
拼多多和趣头条就是典型案例，拼多多瞄准五环外下沉市场，收割了一波大公司不屑一顾的流量和市场，因此被打上low的标签。而趣头条用“师徒制”玩裂变，更符合三线以下用户的定位和口味。
让人意外的是，如此接地气的定位和玩法，居然出自上海精英之手。当然，在拼多多成为国内第三大电商平台后，下沉市场的争夺战终于正式打响。这种玩法的粉丝和模仿者也开始增多。
相比上一代创业者，上海这一代年轻创业者确实更加脚踏实地，无论是拼多多、趣头条、小红书，还是哔哩哔哩，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对人性的把握甚至超越了上一代创业者。
上一波创业潮中涌现出来的上海创业明星，比如易趣、易迅、1号店、大众点评、饿了么、快的打车、大黄蜂、摩拜单车等，都是引领潮流的一批创业者。
可惜这些项目最后都被拿下了，无一例外，都没能在其他市场复制上海的成功，它们始于上海，终于上海；它们在上海成功，也在上海失败。
但新一代上海创业者依然低调务实，一位北京投资人打了个比方：北京创业者是演说家，从谈商业模式开始；上海创业者是数学家，从做数学题开始。
算账需要闭门造车。拼多多和趣头条在外界眼中都是比较封闭的公司，创始人很少接受公开媒体采访，对外言论谨慎克制，谭思良的低调作风尤为明显。即便趣头条已经是上市公司，但关于创始人的公开信息却极其有限。
相比于上海互联网第一代代表人物盛大的陈天桥、第二代代表人物张旭豪，以黄峥、谭思良为代表的第三代企业家显然更加低调，他们更善于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以高维的方式进攻低维的方式，占领下沉市场。
但这也让上海的互联网越来越不像上海。
“上海的创业公司太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北京一家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告诉燃财经。相比杭州，上海的互联网20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创业标签。杭州的电商创业公司非常强势。“无论是第一代的阿里巴巴，第二代的蘑菇街，第三代的网红电商如涵，还是第四代的社交电商云集，都出自杭州的人才和产业生态。”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上海的这些企业，有些好像不是上海的，没有上海特色。”
当然，这波新兴创业公司未来将如何演进仍是一个未知数，他们是会重蹈上一代覆辙，还是另辟蹊径，不仅取决于他们如何战斗，也取决于对手如何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