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各地小客车数量控制规定中，都有禁止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租赁、出借或借用小客车指标的规定，各类风险规避措施的“加码”，并不会改变车牌交易无效的法律认定。
车辆购置配额或车辆牌照的转让并非真正所有权的转移，配额转让只是车辆购置配额使用资格的转移，机动车所有人仍是配额转让人，这种车辆登记人与实际使用人分离的“车权分离”情况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为实现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堵，近年来全国多地实施了小客车数量管制政策。受管制政策影响，一些短期内无法获得小客车配额但又急需用车的群众将目光转向租赁车牌，形成了车牌交易的地下市场。
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严禁买卖、租赁车牌等交易行为，但车牌租赁的持续增长趋势，以及从单纯的车牌租赁到更新指标、登记车牌、车辆更新等“一条龙”服务的拓展，都表明车牌交易市场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市场“繁荣”之下，车牌交易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隐患。尤其是近段时间，媒体报道了多起租赁车牌车辆“失踪”的案例，让车牌交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针对车牌交易相关法律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私人交易不受法律保护
按照大部分小客车限购城市的政策，购车额度是申领牌照的前提条件。
以广东广州为例，自2019年起，广州对市内中小型客车实行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符合本市户籍条件的人员可申请增量配额，只有取得增量配额，机动车登记、上牌才能顺利进行。
随着人们用车需求的增加，配额中签率不断下降，乘用车配额更是一票难求。
在此情况下，地下车牌交易市场开始活跃起来。“虽然地下交易中存在《购车指数转让协议》、《购车指数租赁协议》等指数交易，也有《汽车牌照转让协议》、《汽车牌照租赁协议》等车牌交易，但不同表述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实现车牌的租赁。”北京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天琪表示，用车牌交易来解释这些协议更加直接，也能体现出交易的本质。
记者对车牌交易方式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的交易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短期租赁，即配额获得者将车牌租出去，租赁期一般为3至5年；二是所谓的车牌买断，即承租人支付一定的费用，长期使用车牌；三是承租人与配额获得者结婚，婚姻期间完成机动车过户，然后离婚。
“在车牌交易中，买断车牌并不常见，租赁仍是主要方式。”一位从事车牌租赁的中介告诉记者，一方面，对于指标车主来说，租赁的收益高于买断；另一方面，政策变化较大，买断风险较大。
但实际上，从法律角度看，各类风险规避措施的“强化”，并不会改变交易无效的法律认定。
记者了解到，各地关于小客车数量管制的规定均禁止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租赁、出借或借用小客车指标。
“虽然该规定是地方政府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者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该牌照交易行为违反了小型客车配置指标的规范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会认定牌照交易合同无效，这一认识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共识。”刘天琪指出。
“君子协议”下的脆弱履约保证
在法律专家眼中，车辆购置配额或车辆牌照的转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转移。刘天琪表示，配额转让只是车辆购置配额使用资格的转移，机动车所有人仍是配额转让人。这种车辆登记人与实际使用人相分离的“车权分离”局面，风险相当大。
此前，人民日报报道过这样一起案件，斯先生因不具备摇号资格，租用了庄先生的车牌号购买了一辆汽车。后庄先生与李先生发生债务纠纷，李先生申请强制执行庄先生的财产。因该汽车登记在庄先生名下，法院依法扣押了该汽车。斯先生作为第三人提出异议，请求法院解除对汽车的执行措施。法院认为，对于已登记的机动车等特定动产，第三人是否为权利人，应当根据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情况确定。因涉案汽车登记在被执行人庄先生名下，依法将该汽车作为庄先生的财产扣押，符合法律规定，因此驳回斯先生的异议。
“车牌租赁协议更像是一份‘君子协议’——顺利的时候，双方皆大欢喜；但一旦发生纠纷，牌照出租方和牌照承租方双方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刘天琪说。
前述从事车牌租赁的中介告诉记者，实际操作中，一些车牌租赁者以举报配额出租者违法出租配额和车牌、拒绝归还车牌相威胁。
多地的小客车调控政策都有规定，经公安、司法机关和配额管理机构确认有买卖、出租小客车配额行为的，配额管理机构将宣布该配额作废；已使用该配额办理车辆登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注销机动车登记，配额作废。
“通过诉讼拿回车牌一般不会被支持，如果司法机关将车牌交易线索移交给相关部门，存在取消车牌的风险。”上述中介表示。
“找车”行为引发新侵权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配额出借人强烈要求收回车辆的背景下，一个自称“找车人”的行业悄然兴起。“找车人”在确定租赁车辆所在位置后，与配额出借人一起前往停车地点，将车辆拖至郊区某地，通过办理手续、复制车钥匙等手段，强行完成过户和配额更新。
“上述行为明显侵犯个人信息、合法财产等权益。”刘天琪告诉记者。
“从控制私家车数量的规定来看，车牌交易行为显然应该受到负面评价。”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对记者表示。
面对拥堵这一城市老大难问题，降低小汽车增速是避免城市路网超负荷的重要手段。在张柱廷看来，要进一步优化小汽车调控相关法规，尝试建立更加灵活的、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的供给体系。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将配额分配给更多无车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