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宁浩导演把镜头直接转向大理，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中，男主角耿浩在城市里遭遇感情危机，是洱海治愈了他，电影票房达到11.67亿元，其中的酒吧客栈爆红网络，插曲《去大理》成为很多人前来的强心剂：“你是不是对生活不满意？很久没笑过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既然不开心，不喜欢这个地方，不如西行去大理。”
“每次北京雾霾严重，或者提起‘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就会有不少人来问我在大理过得怎么样。”去年从北京举家迁到大理的宽宽坐在古城叶舍，穿着蓝色棉布长裙，拎着小竹篮，头戴遮阳帽，走到二楼露台时，她用经验提醒我：“这里紫外线太强了，一会儿就热得发黑了。”
宽宽出生于1983年，早年从事媒体工作，后创办广告公司，如今管理着一个拥有30万粉丝的公众号。对于经常被大城市的人骚扰，她有些抱怨：“以前我从北京去上海，人们不会觉得换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但来到大理之后，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为什么从北京来大理会成为一种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就逃到乡下。可见，所谓的逃离，并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就算你这么做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在这里追求不到的，我在那边可以追求。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时代还是有穷人的心态，就是我害怕我缺乏的东西，而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
2015年底，北京的雾霾让宽宽心灰意冷：女儿几乎不能出门，父母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她赶紧带着他们去大理躲避雾霾。在青年旅舍住了十多天，北京的天气还是没有好转。提前搬去大理的想法浮现在她脑海——宽宽曾考虑过40岁以后离开北京，为此还去过珠海、杭州等地，但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宽宽被打上“逃犯”的标签，成为北京与大理之间的纽带：很多朋友来大理旅游，都会在她家留宿；很多朋友表达了想搬去大理的愿望，第一句话就是“大理现在的房价怎么样？”朋友们则以观望的心态不断问她：“逃离北上广，你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客栈关门后，霍刚暂时回到北京，只能租房住，并开玩笑说自己从中产阶级又跌回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参加完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后，他在朋友圈感叹：“我沦落到一二线城市了，城市里所谓的中产阶级大概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害怕，迷茫，害怕被抛弃，害怕遭遇不幸。大学同学聚会，两个永恒的话题：收入和孩子。大多数人被迫在未知和虚无中奔波，累得精疲力竭啊。”
朋友圈配图是一辆黑白的地铁列车，强光透过玻璃照射在几张毫无表情的脸上。
在洱海边缘，污水处理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今年初，大理启动洱海拯救模式，包括流域内“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染”整治、面源污染削减、水源涵养和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加快推进、流域执法监管力度加大等。
移动-长期居住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遇见了26岁的刘雪飞，她穿着白色棉质睡裙，躺在屋顶上看云朵，傍晚的大理风很大，云朵快速移动，红霞还未落山，月亮的剪影已升到洱海的上方。
去年6月之前，刘雪飞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律事务员，月薪1万元，7月辞职后，她在大理住了三个月，10月回京，在首都机场时，她还坚信自己会留在大理城，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主动改变了命运——走进胡同里30平米的出租屋，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
回到大理古镇后，刘雪飞租了一套朝南的60平米房子，阳台上摆着高凳和空啤酒瓶，屋内架着新做的木头画架。她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刘雪飞经营着一个法律公众号，接受法律咨询，利用自己的画画技术做一些兼职。但在刘雪飞心里，法律一直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为了在最想生活的地方，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前不久，刘雪飞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都还可以，但对方只提了一个担忧：你怎么保证你会长期在这里生活？
大理是一个流动的地方。
刚搬到大理时，宽宽曾担心：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大理居住？然而，那些在大理生活多年的人却平静地告诉她：“不会的，很多人都会来大理居住的。”
古城里，街角的墙上贴满了客栈转让、商铺转租的信息，“最繁华的街道人民路，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批新的商铺开业。”老大理人喜欢用略带夸张的语气来解释。
四年半前，23岁的妞妞刚到大理时，在大理生活多年的朋友就跟她打赌：她不会在这里呆超过三年。
“他们认为这个年纪的人没有毅力，不适合做这件事。”牛牛说。
2011年，妞妞在双廊住了一段时间。因为生病，她去诊所打了点滴。医生给她打完针后，就把她“赶”到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打点滴。”妞妞搬走了。到了院外，她看到的是与医院格格不入的生活画面：护士们洗头、洗衣服、哄孩子……那一刻，她觉得大理太温暖了。一年后，妞妞决定离开北京，这里成了她的第一选择。
大理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城市，无法提供与北京、上海、广州相媲美的就业环境。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朝九晚五的人来说，很难在大理长期生活，在民宿、餐厅等行业工作是一个低门槛的选择。2011年洱海风景公路通车后，大理的旅游业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洱海附近的房屋租金也随之上涨。2012年在双廊开客栈的一位客栈老板说：“这两年，靠海的房子租金涨了近10倍，从原来的两三十万元涨到了现在的两三十万元。”
想在大理开客栈的妞妞再也负担不起去海边的钱了，“如果负债太多，我会觉得跟待在北京没什么区别。”妞妞太抗拒原来在北京的生活了：得和身边的人都呆在一起。为了在社交场合拉好关系、奉承人，每天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家，第二天早上还要化妆、戴口罩才能出现在公司。
妞妞向家人要了钱，一年租了一块距离红龙井城门400米的苍山脚下一亩三分地，租金2万元。院子刚建好时，周边村落还荒芜，路边连个客栈的招牌都没有，因为自卑。“我觉得，跟大理民宿攻略里经常出现的那些设计师比，我家的院子太差了。”
开业头两个月，妞妞没迎来一个顾客。她想着要向父母和以前的同事证明，从北京来云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院子里，她发现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自己也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当时她太怕孤独了，就给大理的每一个朋友发信息：“今天能过来玩吗？聊聊天，什么都行。”她想着可以看看一些在北京没来得及看的书，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没兴趣看。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还没来顾客？
她的状态跌到了谷底，她开始质疑开客栈的意义，同时也开始问自己：离开北京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理州政府发布通知，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湖滨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之日，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所有餐饮、客栈服务全部暂停营业，在建项目全部停工停产。
感受-现实
2010年8月，我第一次来大理，住了两天后，从大理路坐车到了双廊。那时的双廊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白族渔村。我住在玉几岛的一家白族民宿，房费80元，房间旁边就是杨丽萍笔下的太阳宫。坐在客栈的紫藤棚架下，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南诏风情岛和碧波荡漾的洱海，还可以看到光着上身的小孩划船到湖心，跳入水中，像蚱蜢一样游来游去。
2015年3月，双廊旅游业正处于巅峰时期，我又来到这里。与当时生活的香港相比，这里的气候干燥，天空开阔，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皮肤生疼，这是一种难得的都市生活。从大理下关开来的中巴车里挤满了身穿白裙的姑娘和拿着单反相机的男孩。从海西拐向海东，人们抓着扶手，随着车子摇晃。地铁开动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双廊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能看到洱海的地方到处都在建房子。我试图寻找五年前住过的民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据统计，2012年双廊镇接待游客数量为135万人次，2013年突破150万人次，2016年则上升至320万人次。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双廊镇的客栈数量从2012年的1家增加到2016年的1家，商户数量从100多家发展到2016年的500多家，其中70%的客栈证照不齐全。
“大理是一张网，掉进去的外地人就像蜘蛛网一样，与外界相连，创造、修炼、做生意、吃饭睡觉。”出生于双廊的赵义海说，他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做过五年记者。在他看来，大理人的命运就是回到家乡。“一是大理气候舒适，二是很多地方经济落后，回去就有机会，三是大理人没那么好胜心强，我竞争心很强，不太适合大城市的竞争。”